昨天在上海希尔顿酒店跟美国一公司的副总裁会晤，那人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他所在的公司比较NB，而他本人又是搞经济研究的。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有机会参加那种很高级的Party。中午我们共进午餐时，他讲起奥巴马刚当总统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有奥巴马在场的Party。他上台批评了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为此他的老板大为光火。 我笑着说，你只是让你的老板不高兴，奥巴马对你不会怎么样，其他人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晚上回来收看了良芝的邮件，她新近完成的一篇稿约，是关于基层公共图书馆的话语建构的。良芝优雅而尖锐地剖析了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话语建构中的种种冲突。这是许多专业人士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但向她约稿的编辑部很为难，让她修改。我看的是修改稿，即使这样，我猜测良芝的修改仍没有达到编辑部的期望。我的看法是，除非编辑部放弃这篇文章，学者的立场决定了这篇文章的角度，这是无从修改的。

这篇文章无疑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正因为如此，我一边对编辑部的为难表示理解，一边为学者感到悲哀。专业话语在权力面前的无力与无奈就这么直接的显现了。

良芝的文章涉及基层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党员远程教育基地、乡镇（村）综合文化站、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等这几年陆续从天而降的乡村文化设施。她认为每一种这样的设施都伴随一种话语建构，而其中那些由中央一级政府直接主导的设施正以它们的话语消解着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属性，把它剥离得只剩下“图书借阅”这样一种功能。

今天去江苏某县级市图书馆做了一个讲座，间歇地与馆长等人交流了对这些设施的看法。总而言之，县级图书馆的馆长们有多么郁闷，你不跟他们交流就没法了解与理解。

我的看法是，这类设施还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因为有土壤有气候。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都试图解决农民读书难的问题，但按照一级政府建一个图书馆的体制，意味着最基层的政府，也是财力最弱的政府，却要建设和维持成本最高的图书馆—乡镇及村级图书馆，因为农村大呀，因为农民居住分散呀。这种状况导致乡镇一级的政府事实上不作为，农民读书难的问题成了老大难。。。对于地方基层政府留下的空白，中央一级的政府强势入场，他们把这个空白看成是创建功勋的机会。

 

2011.10.20 写于高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