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以后已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尊师重教被大力提倡。老师在我们心里相当神圣，当然讲课讲得不好的老师也会遭到抱怨。抱怨归抱怨，该尊重还是尊重。

后来自己当上了老师，没有指望得到尊重，混在学生中间可以佯装同龄人，如果还指望师道尊严，我自认为那是不识时务。

慢慢地我长了年龄，而学生，在老师面前永远是不长的，所以我就由同龄人长成长辈了。作为长辈的老师，开始受到我认为理所当然的尊重。

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里的一声怒吼，我才惊觉，原来还可以这样当学生，原来老师不过如此。那些表面的尊重，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电话那头一声怒吼：“李超平！你什么意思？！搞那么多人不及格？！”（所谓那么多人，也就那么5、6个吧，按比例不到20%）。

尽管我不卑不亢地回复了那声怒吼：“你搞错了吧？不是我搞了那么多人不及格，是那么多人没有考及格！那张试卷，有评分的标准。”

那通电话令我终身难忘！它几乎改变了我对师道尊严的所有期待。从那以后，不管碰到多么无礼的学生，我都见惯不惊。

比如，在校园BBS上，学生对给分严格的老师会使用这样的词汇──变态，人品很差。我听说后，淡然一笑，网络语言么～～

再比如，我也会劝告学生自己完成作业/ 文章而不是到网上去荡一篇。但我已经不会像远洋老师那样正气地劝导，而是带着一点点“痞“劲儿。我会说，想想周森锋市长吧，没准你们也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别给自己留下污点，不要抬高自己的道德成本。

对于分数，我会对学生说，在现行制度下，我不得不讨好你们，但请你们心里要有分寸，这个分数，不是你们的真实水平，千万别自欺欺人。

本系一位研究生去年暑假到台湾大学去访学，旁听了同专业的研究生课。回来后说，台大的老师要求超严格，讨论课如果发现谁没有事先准备，当即宣布该生这门课挂了。。。我听了后想：“哇，这真太酷了。”我知道我们这里的老师不可能这么做，为什么不可能？你要说我们在怕着什么肯定不会有人承认，谁怕谁呀？我们会找一大堆理由来解释对学生不能这样。要我说句心里话，我还真羡慕这样当老师，可是我不敢，分明，我是害怕的。当然，也有我不怕的时候，比如自己的研究生。去年和今年，都有研究生在论文阶段被我骂，被我反复折腾，但到后来，她们都在获知外审成绩后或毕业典礼上给我发来情深谊长的短信。我相信不经历那番折腾，就不会有真正的收获时的喜悦。

我琢磨过我的怕和不怕，说说不怕吧，因为研究生论文要匿名外审，而且是三个评审。我的不怕有个很正当的理由：如果不严格要求，外审通不过，怪谁呢？

再来说我的怕，其实不用多说，正如我在给学院管教学的领导的邮件中说过的一句话：不能把压力交给老师个人而应当交给制度，交给老师个人的结果就是逼良为娼。

当下这个社会，一个老师要承受莫名其妙的一些压力，前不久，我收到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的一条短信，真是匪夷所思啊──

短信收到，但很抱歉，既然阁下也是高校中人，当知并非人人都能欣赏要分之举，看来你对在下并不了解。不知你从哪里打听到在下的电话，吾等素来对学生一再放宽，尽量过关，说不定你点名的那个学生也能过关，说情要分则是另一回事，不予考虑，不论熟稔之师友，抑或陌生如阁下，均不例外，请谅。在下自量渺小，拯救不了这个以和谐包装的糜烂的世界，却也不愿参与任何有损于教职与学府尊严的活动，不愿说一套做一套，愧对学生、社会与良知，还请另找高明。但愿这不是哪位民商法学院学生想出要分的主意，他或她应当知道要分行为的非正当性与法律职业伦理熏陶的重要性。郭世佑谨复。

一看就明白，这短信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看看吧，老师们都退到哪里去了。

我想保留远洋老师最后那个长长的留言，作为同道之间的交流，这个留言有多珍贵，我难以演言说。

如果你发现千里马，当然要当伯乐。但是什么都是双向的，如果你发现对牛弹琴，可能要换一种办法；如果你发现朽木不可雕，就不必去雕，可能顶多试图去阻止其腐烂进行得太快。如果你写了两页纸他无动于衷，下一篇还是那么不负责任，那就是他的问题了。我们的钢琴老师对［这种］学琴的孩子会说，“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你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另外，对分数问题，我会给得了低分的学生讲，你的学习是为你自己，不是为老师，我要对＊你＊负责。如果我给你A，是对那些学习努力掌握得好的学生的不公平。再说，如果你这样的‘成果’也能得A，你也就不再会相信我的分数。这样说下去，一般能见效。

当然我在全学期中会不断发出信号，让那些没留意的警觉起来；鼓励优秀的，展示和分享以前和现在的优秀作业，让他们看到很高水平的榜样。我的每周的作业中，如果是技术性的，都允许重新做（可换一套题并且在下次作业中不得出现同样错误）； 如果是非技术性的，讨论后可以修改。重做的作业不管怎么好要减一分。所以他如果每次都等你批改了再做好，最后也得不了高分。一点一滴是他们自己积累的，况且后面的作业是建立再前面的基础上的，缺一次课一定要补上而且加一个作业，保证他跟得上。有些作业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除了掌握原则上的正确以外，我会跟愿意加强的学生反复讨论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这样的学生还是很多的，有些是全职人员，他们实在是太忙，不是想混的，常有学期完了还预约了来讨论和完善其作业的，是为了彻底掌握一种知识。

我们这里的学生会用法律手段，特别是那些被退回去的学生。所以你的每一步、来往信件，都要有记载，以备打官司。总之要公平、公开、透明、规定说在前面且有案可查。我见过别人的两个案例，觉得这几点很重要。

以前还有个学生因为低分被退学了后，拿枪来威胁老师，那位老师经常忐忑不安，直到退休了才松一口气。

呵呵，每人都有难念的经，这里瞎说一下罢了。

每个学期对每一个课程都要花很多时间对待，而且是不中断的，无时间地点限制的，当个老师就不能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上了这个船就得无休止地工作。我与你都永远不得解脱。

但全世界人民也许不知道，有人把很正规甚至很NB的大学当野鸡大学来读，这事，发生在咱国，具体地说，是咱校。

浙大据说有上千名HG留学生，不过据我观察，金融危机以后，留学生的数量在减少。

我有理由认为他们来自礼仪之邦，因为他们一旦见到老师我，都恭敬地弯腰致意，这点，比起昂首阔步从我身边走过的本国学生，的确让老师觉得舒服。

但他们对学习也同样有礼貌──敬而远之。大多数，一个学期下来能与老师我见上一两次，甚至也有不打照面的。

有少数常常来上课的，要嘛他们用母语自顾自地交谈着，要嘛两眼空洞地看着你，

当然我也幸运地碰到过珍惜品种，去年冬季学期，一男一女两位HG学生，男生据说来中国之前读的是华侨学校，所以汉语跟中国人没多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每每向我弯腰问候，我都忘了他是HG学生。那位女生，长得极为乖巧，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看她的表情，不是那种心领神会的，但她坚持这么认真地听完了一个学期的课。

每次审读期末课程paper，绝大多数HG学生都让我很纠结，纠结到。。。感觉自己很下作。。。。因为我竟然能够在他们的paper上写下60分甚至更多。。。。而仅就文章本身的质量，我认为应该是鸭蛋。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不出口。

HG留学生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障碍，但奇怪的是，他们都会这句话（写在交上来的paper后面）：老师，我是HG留学生（我估计这句话已成他们的口头禅），请照顾一下。

刚刚结束的夏季学期，在上完最后一次课不久，我收到一封邮件。开头照例还是这句话：老师，我是HG留学生，然后写道：“所以我很长时间苦恼，其实对我这学期我要写的论文中信息文化概论的论文主题最难的问题。因此先我写韩文以后翻译中文，但是我的论文量实际我想比很少，所以很不好意思。可是老师这论文都是我的想法，我自己写的。所以我想老师考虑这部分。我很想得高分。老师，请多多关照。

这样的邮件我通常的应对方式是：直接扔到西太平洋大学去。

忙乎了几天，所有的paper都审读完了，都给了分数了，都在系统上登记了，其中，我狠狠地给出了最低分─-35.

为什么是35分呢？其实对于学生的期末成绩，60分以下，任何分数都只有一个意义：不及格，重修。我只不过用了这种方式来宣泄一种情绪，一种憋屈了好久好久的情绪，我想给这所大学，也是我自己，一份起码的尊严。

然后，我开始一封接一封地收到上面给我写信的那位学生的邮件。

“老师，我刚刚看到我的信息文化概论的成绩，我看到成绩的时候我很吃惊，我的分数35分。我觉得我的论文很诚恳地写、我不抄人家的文章，只我自己写的。所以老师看我论文的时候觉得不自然。不过老师，老师给我分数是太苛酷的分数，我不能理解我得了35分的理由。老师千万请再考虑一下，我想一定要通过信息文化概论。“

“老师，我给您已经两次电子邮件。老师我一定要通过信息文化概论，不能通过的话我完全弄坏这学期。老师千万请救我，我非常想通过信息文化概论课。……现在我好久才来我国，但是我看到信息文化概论成绩以后很灰心，所以每天看我的成绩，每天只在家里，没去外边，没吃东西。我真的真的想通过信息文化概论，最近我的生活好像尸体，老师千万救我的生命……老师千万原有我的论文，我的论文即使不自然，但是这论文里饱含着一份诚意。”

为了救她（从名字上估计是女生）的生命，我在给她的回信中承诺如果她能重新写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我会重新给她分数（咱校教务处允许这么做）。

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中文水平，在下一封邮件中竟然用了“百口莫辩”这样的表达。另外她还反省了自己：

“现在我回首往事我的留学生活和反省我的生活。我为了提高汉语水平，每天听收音机、看电视、中国电影等，但是我觉得我的最大问题是肯定我还没有亲爱的中国朋友。下学期时，我交中国朋友和一起学习，我更努力学校生活……老师，那我再写一篇论文的话，老师可以再想一想我的成绩吗？老师千万给我再一次机会，我努力比以前更好写论文吧。”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在她重新写来一篇仍然达不到要求的文章后，我给了她一个及格的分数，然后，我默默地在内心纠结着……

我不知道我的纠结出在我这里还是学生还是学校，我真的很不喜欢大多数这些HG留学生，不是，谈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本身，我是不喜欢这种让我纠结的状态。

即将做论文的研究生开题答辩了。

本科生马上也要答辩了。

这一段时间主要忙乎答辩。

在研究生论文答辩和开题答辩中，我都不依不饶地指出了层次分析法使用不当的问题，甚至还跟同系另一位老师发生争论。

在争论中我总是笨嘴笨舌，只能静下来用文字来表达。

现在研究生做论文，实证研究似乎是基本的，否则怎么办呢？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做思辨型的理论研究？

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类型似乎也比较有限，面向实际的研究选题，你不能是做个方案、形成个思路什么的，总得有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成型的研究结果。我本人比较喜欢的选题类型有：针对某个现象去发现规律，或者对某个问题弄一个模型且能够验证或实验，或者从技术上完成对某个问题的解决，等等。这类选题对学生研究能力、知识背景有一定要求，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的。最不喜欢的选题是对策研究，一般我会反对自己的研究生做这类研究，除非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案，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碰到过。现在研究生做评估研究的比较多，虽然这不是我喜欢的研究类型，但我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并接受它，我国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走的的学术型路子，按照学术论文的要求，毕竟评估是一个有明确研究问题和研究结果的东东，而且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即可以让研究生把论文做得学术一点，这也是无奈之举）。

做评估类的研究，无外乎两个内容：形成评估的指标体系，找一个对象实施评估，这基本上成为这类研究的套路。

指标体系并不好做，指标体系形成的依据是通常的拦路虎，其次是指标权重的分配，说到底，权重分配是个价值确定问题，不可能脱离主观。

在我们系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背景下，研究生都学会了动用工具。比如，形成指标体系时用德尔菲法（我不赞成研究生用这种方法，即使是导师的面子，我也不相信专家会保质保量地填答问卷）以把矛盾转移给专家; 另外，权重分配的时候动用层次分析法。

但很少看到对层次分析法的使用是正确的。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复杂问题的决策方法，复杂有多种情况，层次分析法面对的“复杂”是多目标决策，即多目标下的对象的排序。因为在介绍层次分析法的教材上用“权重”来指代排序，所以很多学生就简单地理解为层次分析法就是计算权重的方法，自己既然面临解决权重问题，当然就非它莫属了。

他们丢掉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层次分析法解决多目标决策。因为当多个对象需要排序时，在不同的价值标准下就有不同的排序结果，就好像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会因人而异一样。

学生构建的评估模型里，并没有多目标决策，往往是一个目标下对应几个指标，也就是说，指标的排序不存在多维度判断，你只需要在一个目标下两两比较就行了（当然谁来比较也是一个问题，这里不讨论），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用到层次分析法却背了个名，我认为这极不严肃。

有2个问题需要厘清：

1. 层次分析法一定要设计一个三层次模型，但你设计了三层次模型不等于就是层次分析法了。模型的结构必须是这样的关系：准则层代表着不同的价值，指标层的所有指标必须在每一个准则下进行排序，然后再总排序，也即综合排序。

2. 不是你构建了多少个判断矩阵，并且对每一个判断矩阵进行了计算就是层次分析法了，矩阵在这里只是一个提供两两比较的工具。

我必须坚持方法使用的正确性，也不认为这是瞎较劲，这是对自己教学的一种维护。

 我上课的时候总是提醒学生，要从方法设计的角度去理解方法，否则就无法领悟这些方法的精妙。缺乏对方法的敬畏，就会乱用方法，，，

 为了让我这一说法慎密，还得强调敬畏不是盲从，，，，既然是人设计的东东，改进/优化就是永远的追求，，，

 关键是不要低估，比如动不动就简化、改良，，，最初的设计者他们比你傻吗？我这人胆儿小，永远怀疑自己──你都能想到的难道人设计者就没想到？

 对方法缺乏领悟是乱用方法的最直接原因。

 比如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在诸多对象的比较中做出选择，这是德尔菲法被运用的一个方面，有人简单理解为“打分”，，，，比较是一个难题，如果不能定量就只能模糊定性比较。而“谁来比较”关系到结果的可信度，德尔菲法的高明此时即可显现，，，，

 比起“比较、评估和选择”，我个人认为该法在“预测”方面的价值和应用的机会要小得多，，，事实也是如此，现实中没碰到过做预测研究的，，，，也许，要找到能够预测的专家太难太难，如果专家的质量不能保证，预测就纯属扯淡，，，，

 实际上，只要动用德尔菲法，“专家“就是一道坎儿，不管是做预测还是做评估，，，，本人两次“被专家”，我都很有自知之明地回绝了，，，

 如果确信有专家群存在，如果是用“打分”来寻求一种结论，也还有一个问题，问题适合用德尔菲法吗？我碰到的情形最让我不解的是，居然不是针对诸多对象的比较和选择，而是针对，，，一个，，，，更让我不解的是，被“打分”的对象还是一个科学问题，比如某理论，，，，

 几年前某校研究生用德尔菲法来评价“抽象图书馆学”，我首先是拒绝了“被专家”，其次，委婉地提醒他们这样做研究不合适，，，，我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即使所有人都投票反对或不认同这一理论又能说明什么？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来──忘了布鲁诺是怎么死的吗？

 前不久有一项很厚道的德尔菲法运用研究──用来评价自己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属于一个新的研究──xx学。我在拒绝“被专家”的同时，总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时候投票变成了验证理论模型的有效方式？以我的浅见，“理论模型”研究是一个让人很纠结的问题，建一个模型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验证。也许，研究者花在检验模型上的时间和精力要远远超过建模。我从来没听说过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检验理论模型，，，，，，

 此文没有任何不善的用意，仅仅是写给我的学生们看的，我想让他们少走弯路，当老师的，这算是本分吧？

媒体又开始忽悠高考，正如我前年在博客写到：他们一边扯淡一边就成全了自己的仁义。

据说有家长向媒体反映自家孩子的种种反常，记者就拿着这些反常去咨询专家，没想到专家比家长和记者还不靠谱，居然出主意说，碰到反常的，应该找几个同学来一起复习，可以舒解紧张。这专家要吗是没养过孩子要吗是孩子没经过高考就提前保送了。

我总觉得，高考以前和进大学以后越来越不搭调了，弄得我越来越困惑，为了考大学，那么紧张，然后呢，怎么就这样了，早知今日何必那什么呢？

昨天下了课，因为要顺便在校园银行取钱，就绕到学生生活区去了。

路两边尽是横幅，看上去生气蓬勃五彩缤纷丰富多彩。横幅的内容，大多数是一些就业培训的，其他则是出国留学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展卖活动的、寝室唱歌比赛的，……

我想起前不久一个学生向我抱怨，在浙大读书，感受不到学术气氛。这下我理解了，按我看到的情景，跟其他任何一所二三流大学毫无二致。

那么，进浙大的意义何在呢？仅仅就是文凭的含金量高一些？问题是，那张文凭在更长久的岁月里能维持多久呢？

我跟学生说，进浙大的价值就是可以受到比较好的学术训练，可他们说，NO！我将来不打算做学术。

我都没法向他们辩解，学术训练跟将来做不做学术无关，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种训练。受过训练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不一样的。

不然，你以为大学是什么呢？

有极少数的学生也表示希望参与教师的课题，但那不是为了让自己接受学术训练，而是获得申请国外留学的资本——曾经做过科研，能获得老外的好感。

在大学里教了那么多年的书，怎么感觉越来越没味道了？

给学生布置的阅读材料里有一篇英文的研究报告，可他们说，老师，我看不懂。我说，OK，那就不看。

学生来请假，说下次课要去学院或别的什么地方开会，不能来上课，我说好的，那就不来。

学生告诉我，他们心目中的好老师最重要的是给分给高一点。这让我很痛苦了一阵，在跟自己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较劲过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妥协。
我们学院的大牌陈劲教授告诉我，他在第一次课里讲了要求，结果有90多人去退订该课。

教师，在学生面前，尤其是非本专业的学生面前，已经谈不上什么尊严。因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已经被市场化了，学生有选择课程的权利，当一个教师的课不被选择，你面对的就只是血淋淋的失败。

看到这里，别BS我，本人的教学不差。

两节课之间有五分钟的课间休息，正讲到兴头上，学生也听得入神，我征得他们的同意没有下课，答应提前五分钟下课把时间还给他们。正讲着，进来一位老者，我估计又是由退休教师担任的教学督导。进来就进来吧，尽管我很不爽这样被监督的方式，但作为被管理者我只能接受。我继续讲，但人家督导老师可不消停，竟然在教室里转悠，还站在学生面前讲着什么，这下我不乐意了，我说老师你这样很干扰我的教学呢，他说那好等下课再说，然后坐下来听课。

我继续飞扬着澎湃着直到下课。

督导老师让学生不要走，他要训话。他说走了几个班这个班的教学秩序是最差的，理由是几个同学在看英语书，还有个别同学在睡觉。

我一听就很不高兴，这样扣帽子还督导呢，专业点好不好。

然后他告诫学生要听老师讲课，否则是对老师的不尊重。

学生散后，督导老师要我留下，他要与我交换意见。

他要表达的意见大意是：作为老师不能对学生不专心听课视而不见，要改进教学方法比如加强互动来促使学生听课。另外对我讲授“文献综述”的有关内容表示质疑。（一位女同学走上来为我辩护，她说他们需要李老师讲授的内容，对她帮助很大。但督导老师粗暴地打断了学生的话，让她离开）。

我的不高兴迅速膨胀，然后我很不客气地回敬了督导老师。大意如下：

1.    我不接受教学秩序“最差”的评判，这对学生不公平，我作为任课老师，学生的状态直接关系到我的教学情绪，事实是我的情绪很高扬，这种状态是学生给我的。

2.    有少数学生在看英语，个别学生在睡觉。这不是学生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说明我的教学还没有达到吸引所有学生的状态，这需要我拼命去优化自己的教学内容。学生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不应该利用教师的职权去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

3.    无论是看英语还是睡觉，谈不上是对老师我的不尊重。还是那句话，这只是说明我的授课还不足以吸引他们。

4.    我该讲什么和不该讲什么督导老师恐怕没有资格来干预，对我教学内容安排的评价不应该这么随意。对我组织课堂教学能力的评价，我认为仅仅听半小时的课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加科学的评价方式。

5.    我的课是公选课，公选课和专业课在学生心目中是有价值差别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学校方面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督导老师对我的回敬大约感觉不爽，我们两个几乎是达到争吵的地步。

教学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有我的问题也有学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督导老师那种煞有介事、似是而非、形式主义的“督导”所能解决的。

上上周从花市买回来的，花名垂丝海棠。我一如既往地倾注我的热情，每天去注视它几次，隔三差五地浇浇水，然后就开花成这样了。我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明年的春天，这花儿开不成这样，在我的精心侍弄下，能开几朵，就不错了。

这就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差别。

我对这种实实在在的专业很是敬仰。

今天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转了一篇生活哲学的小文，大意是早晨不可喝果蔬汁，因为太“阴”，于身体不利。然后用中医哲学进行了一番论证。

我对这种哲学文章通常是一笑了之。

反正都是脑袋想出来的结论。

人的脑袋能够想的东东是层出不穷的，比如同样是早晨喝果蔬汁，还可以想出的结论有：早晨空腹最有利于维生素的吸收、空腹喝果蔬汁有排毒清肠的作用，等等。

春节后几位老同事聚会喝茶，一位搞历史的朋友说，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学文科，说想让孩子学一种客观的知识。

其实我想，客观不客观，与文科或者理科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有没有建立一种追求“客观”的意识。

昨天上信息分析课，讲到一个例子，从几年前的情报预测几年后某工业的走势。我告诉学生，不要简单地去想问题，这一预测还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弄清楚在这个特定的领域，其从科技文献到工业化应用的时滞一般是多长，只有先研究清楚了这个规律，你的下一步预测才是靠谱的。

今天上午参加了学院的一个讨论MPA学位论文的小型会议。我没有带过这种论文，但评审过外校送审的论文。也许学员大都来自政府吧，一写论文就是对策研究。基本套路是：描述某领域存在的问题12345……，然后提出对策12345。不交待对那些问题的发现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过程，当然，不用问也知道，这哪里是“发现”呀，都是从别人的文章里抄来的。因为罗列了存在的问题，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提对策了，依据呢？通通的没有。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按这种套路写文章，是因为这种文章至今还大行其道。

于是就有了专门的时间预测结果的表达方式，中位数和下上四分位数。

概率就这样被给出：中位数，有一半的预测值早于中位数，另一半当然就晚于它了：而在下上四分位数之间，有50%的预测值在其中，即有一半的专家认为事件会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发生。

德尔菲法作为一种被设计出来的方法，去体会它的“设计”智慧，是教学中是一个应该被强调的点，包括对数据处理方法的设计。

公管院前不久召开了一次研究生教育研讨会，几位老师都强调了方法论教育的问题，浙大风格的表述是：浙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要有方法论上的优势。我不喜欢浙大风格的表述，但赞同重视方法论的教学。在我津津乐道地讲述信息分析的方法时，我悲哀地告诉学生，这些充满智慧的方法设计，都来自西方。

是因为需求不明确才会导致目的不明确。

研究生课上有一位其它专业来选课的，有着在咨询公司N多年的工作经历。她讲了一个案例，A公司对同行业的B公司很羡慕很想借鉴，于是委托咨询公司为其研究B公司，咨询公司做了也提供了研究成果，项目价值15万元。我点评这个案例，认为需求不明确，A公司到底要什么？在我的追问下，那位研究生承认的确不明确，我接着点评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咨询公司能做什么就提供给A公司什么，至于是不是A公司真正想要的，没有人知道。

据说电子政务也有这种情形，当政府向IT委托项目时，往往不能明确表达业务需求，于是IT公司就按自己的所能去开发功能，最后的结果是，IT公司抱怨政府闲置了他们开发的大多数功能，而政府则抱怨说，那些功能并不是需要的，真正需要的却没有。

现在电子政务很重视信息资源建设，但这几年搞的四大库（人口、法人、地理空间、宏观经济）似乎并没有产生想象中的效果，我不知道这个决策的背景，比如是不是来自专家的建议。对这种以项目的方式建数据库的做法，一线官员似乎并不买账。一位高人是这样说的：“数据的问题仍然是业务的问题，产生数据的机制只能存在于业务信息化中，活的数据才是有用的数据，活的数据不能组织，只能在业务过程中产生。在业务信息化实现前，收集真实、实时的数据是不可能的，搞出来的数据库只能是死库。”这个说法是不是严谨我不好说，但这的确是心声。这种现象生活中实在太多了，就是人们爱说的……什么和什么两层皮。

重庆大学的杨新涯告诉我，图书馆与IT的合作，很难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提出需求，大多数情况是，只要你提得出需求，技术上就能实现。提需求这件事有多难呢？美国的IT们忙着写需求，印度的IT们忙着做需求，结果是，写需求的IT很牛很有钱，做需求的IT很累很无奈。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所有没能做成功的事情，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到底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