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多数馆情介绍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我之所以敢这么说，说句实话，我不太有耐心把那些馆情读下去。

那么，别的读者，他们读么？或者他们读得下去么？

同样因为写作需要，我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读不下去？

很容易找到答案：因为那不是我需要的信息！或者说，那些馆情介绍不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写的，而是站在图书馆自己的角度来写的，真正属于自说自话。

让我不想看的原因……再次强调我不想看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是读者，我不想看，你就白写了……好了，继续说原因——

第一，太长，让人没耐心看下去，而读者想看的内容被淹没、分散、屏蔽在一大堆没什么必要的文字中；

第二，太专业，看不懂。比如“被评为一级图书馆”，这个“一级”到底是最好还是最差？再比如“本馆建成了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支中心”，这是个什么东东？

第三，炫耀政绩，做了什么、获得了多少荣誉……你做了什么难道不是该做的吗？你获得了荣誉自己关上门庆祝就是了，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

第四，讲历史，漫长的足迹娓娓道来。其实，对某个图书馆的历史感兴趣的往往是图书馆界的专业人士，读者感兴趣的应该比较少吧。即使真的需要展示历史，不妨做个链接。

第五，公文化，什么以…为基础、以…为主导、以…为新的生长点，构建什么什么体系……哇噻，把俺当领导了？

也许很多图书馆做这个馆情介绍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来做，只是追求“有那么一个”。对此，我从宣传推广的角度来看，觉得很无语，难道不需要抓住一切可能的角度和机会去推广自己的图书馆吗？

推广图书馆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拉近你和读者的距离。最近看到一篇文章《Libraries as the Spaces Between Us》，其中一个观点就缩小“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那么，做馆情介绍的时候就离他们近一点吧，别太在乎自己了。

按照宣传推广的受众特点来划分：

（1）倡导式宣传推广

（2）提醒式宣传推广

倡导式宣传推广针对对公共图书馆缺乏了解的那部分公众。

两次亲身经历让我萌生了这样划分的想法。

第一次是去年秋天，我在上海嘉定的一家KFC里吃午餐，我对面坐着一对母女，女儿大约4岁。

我跟那位年轻的母亲交谈起来。我问她，会带孩子去公共图书馆吗？那位母亲摇摇头说从来没有去过。我问她知道嘉定图书馆在哪里吗？她回答说不知道。接下来我告诉她，往东走大约200米再转个弯就到了。我继续告诉她，公共图书馆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服务，比如可以借阅绘本书，也可以将光碟借回家看，以及各种阅读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免费的。那位母亲显得很吃惊，她说第一次听说公共图书馆有这些服务。然后，她担心地问我，图书馆里的书会不会很陈旧？我告诉她公共图书馆总是在不断地补充新书……

第二次是今年春节期间，在成都开往重庆的动车上，我对面坐着一对母女，女孩大约4岁。一路上，小女孩不停地要求母亲给她讲故事。我问那位母亲，有没有到成都的公共图书馆去给孩子借过书以及参加过图书馆的阅读活动，那位母亲回答说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成都的公共图书馆分布在哪些地方。在我向她介绍了公共图书馆以后，那位母亲说，之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公共图书馆，总以为这类公办机构的书都很陈旧，服务也很差……

的确有很多人是真的不了解公共图书馆，至少在我的经历里，所碰到的人，不了解公共图书馆的多于了解的。

在中国，这种不了解，很大程度上与人们过往的生活经验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对官办机构缺乏信任感。

提醒式宣传推广是针对那些对公共图书馆有所了解但很少去的群体。“提醒式”这个提法是受到舟山图书馆包馆长的启发，我去年应邀去讲课的时候，她在向我介绍舟山图书馆的情况时，说到要对一部分原本热爱阅读但因工作生活等等原因已经不再阅读的人进行提醒，我当即叫好。。。

我写作的具体内容，嘿嘿，略去……

上周一，我从嘉兴开会返回杭州，没回家直接被同行的广钦老师带去参加了杭图社会活动部的部门活动。看，我是一个多么热爱工作的人啊。。。貌似吧，因为目前家人都不在杭州，我回到杭州总是了无牵挂，恣意地自由并快乐着。。。嗯，亲，约会我吧。

据说，这次活动的主题就是要与我座谈，好吧，我也希望了解你们。

活动的地点在龙井路上一个可以吃饭喝茶的那啥，总而言之，人到了那种地方，就会神清气爽。在这种地方谈工作，尽管工作不轻松，但人的心情可以被装扮得很轻松。。。其实轻松真的是假象，他们心里被烦恼挤得满满的。

座谈的内容，如果不按时间顺序，而是逻辑顺序，我觉得先得说这个：读者活动的定位及其管理机制。

我这几年在好多场合都在讲这样一个观点，在图书馆服务中，读者活动不是配角，它应该与文献借阅一起构成图书馆服务的主体部分。我设计了这样一种case：一个人来到图书馆，对图书馆馆员说，他希望学习电脑，学习上网。图书馆员说，ok！你可以借本书回去，怎么使那玩意儿书上全写着呢。。。第二天人读者就把书给送回来了，看不懂呢，有谁见过菜鸟是看着书学会使电脑的吗？这个时候，图书馆员对他说，木关系，咱图书馆每周都有电脑培训班，有人在这里手把手地教呢。。。当然是免费的。。。从这个case来看，读者活动在传递知识或信息的功能上，跟文献借阅是一样的。

 读者活动不是只有这一个功能，我只是想用这个假想的case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别把读者活动看作是图书馆服务的花边儿，得把它往主流那边挪。

不管是基于哪一种认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有条件的图书馆越来越重视读者活动，重视的结果就是读者活动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读者活动的地位，总还把它当花边儿，花边儿整得太多，看上去就乱，就不协调。

以杭图为例，有专门的社会活动部，然后各个服务窗口对应的部门，甚至后台部门，也都被要求搞活动。

曾经听说过某大型图书馆的故事，所有的服务窗口都被要求开展咨询服务，有任务有指标，于是，就出现了大厅里抢用户的情形。

不用打听，我都能猜到，在杭图，因为读者活动，也出现了竞争的情形。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不发动各个部门来组织读者活动，仅仅靠着专职部门来搞，一年的活动总量是上不去的；如果全馆总动员而又不实施管理，必然就出现乱象。

乱的突出表现就是活动同质化，以至于把读者搞得头晕。比如同样是少儿活动，一会是少儿部在组织，一会是活动部在组织；乱的第二个表现是部门竞争，出现抢夺“类型资源”的现象，比如相互模仿，严重的可能会相互撤台。

有一个问题得想明白，如果把读者活动的类型比作资源，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资源是稀缺资源。其有限性是很容易想像的，不外乎就是阅读推广（各个年龄层）、讲座、手工制作、科普活动、摄影琴棋书画、鉴赏活动、表演活动。。。尽管你可以使劲地捯饬内容，但仅就类型而言，真的只有这么多，天天头脑风暴也没辙。。。资源紧缺就会导致类型同质；资源短缺就必然出现“争抢“。

他们希望我能支个招，我认为这事仅仅从技术端来想辙不太可能，只能从管理制度上解决。

结果就成了我给褚树青支了一个招儿。。。如果树青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他，嘿嘿。。。

他们的另一个问题，如何对活动部的员工的工作进行考核。

这个又是一个难题。。。不考核肯定养懒汉，考核。。。怎么考？定量吧，好多事情都坏在定量上，况且。活动类的工作，很多方面都无法定量。不是有那句话吗——凡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借用过来就是：凡是可以定量的部分都不是考核的核心部分。。。那么就定性吧，主观性太强，容易导致不公平。。。这个，我出不了什么招，只能介绍一些我认为可能更有效的做法供参考，比如长春图书馆的年终述职，据说效果很好。。。

他们的另一个问题，工作业绩的统计问题。。。读者活动的业绩主要靠参与人数，这是毫无疑问的。室内活动的人数容易统计，但广场上的活动怎么统计涅？他们每次都为这个事情跟业务统计部门产生矛盾，彼此都很烦恼。

我记得那年杭州70码事件，连着几天出事地点都聚集了很多人，最多的是头七那天晚上。。。我也去了，看见木佬佬的人，到底是多少人呢？我也很想知道。第二天看报纸和网络，网上说至少上万人，报纸上说大约3千人。。。都是毛估估的，相差就有这么大，信谁呢？都不靠谱。。。因为木有靠谱的方法计数啊。

看吧，说了这么多，每一个问题都找不到答案。我没辙，只好陪着他们纠结。

最纠结的问题竟然是——关于讲座。

讲座，这也是一个让我困惑了好久的一个问题呀。。。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负责撰写的“媒体视野中的公共图书馆”一章中，通过搜集媒体报道发现，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在自报自家的服务品牌时，讲座，即使不是唯一的品牌也是最显赫的一个品牌。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所有的公共图书馆（请问有例外吗？例外的请举手）都那么热衷于讲座？讲个座，真有那么好吗？我怎么觉得是看上去很美涅。。。

好吧，如果你重视读者活动，就搞讲座吧。。。如果你不重视读者活动，也搞讲座吧。。。

晚上回来收看了良芝的邮件，她新近完成的一篇稿约，是关于基层公共图书馆的话语建构的。良芝优雅而尖锐地剖析了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话语建构中的种种冲突。这是许多专业人士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但向她约稿的编辑部很为难，让她修改。我看的是修改稿，即使这样，我猜测良芝的修改仍没有达到编辑部的期望。我的看法是，除非编辑部放弃这篇文章，学者的立场决定了这篇文章的角度，这是无从修改的。

这篇文章无疑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正因为如此，我一边对编辑部的为难表示理解，一边为学者感到悲哀。专业话语在权力面前的无力与无奈就这么直接的显现了。

良芝的文章涉及基层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党员远程教育基地、乡镇（村）综合文化站、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等这几年陆续从天而降的乡村文化设施。她认为每一种这样的设施都伴随一种话语建构，而其中那些由中央一级政府直接主导的设施正以它们的话语消解着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属性，把它剥离得只剩下“图书借阅”这样一种功能。

今天去江苏某县级市图书馆做了一个讲座，间歇地与馆长等人交流了对这些设施的看法。总而言之，县级图书馆的馆长们有多么郁闷，你不跟他们交流就没法了解与理解。

我的看法是，这类设施还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因为有土壤有气候。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都试图解决农民读书难的问题，但按照一级政府建一个图书馆的体制，意味着最基层的政府，也是财力最弱的政府，却要建设和维持成本最高的图书馆—乡镇及村级图书馆，因为农村大呀，因为农民居住分散呀。这种状况导致乡镇一级的政府事实上不作为，农民读书难的问题成了老大难。。。对于地方基层政府留下的空白，中央一级的政府强势入场，他们把这个空白看成是创建功勋的机会。

2011.10.20 写于高铁上

显而易见有两个阵营，我指的是坚守纸本阅读和追逐数字阅读的不同人群；另有中间派，他们不排斥数字阅读，但也喜欢纸本阅读，我本人属于中间派。

我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诸如“走进数字阅读时代”、“从纸本阅读到数字阅读”这样的表达，往往会遭致纸本派的质疑甚至反对，他们担心这种表述会向社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即纸本阅读已经被数字阅读所取代，或者他们反对用这种表述来暗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他们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

还观察到了另一种现象，争议的双方在坚守自己的信念的同时都有一些强加给对方的东西，以至于每个阵营都有了由对方贴上的标签。我们很容易猜到这两个阵营各自的标签是什么，比如纸本阅读派，他们的标签是：保守的文化信念、低效率、对新技术的无知等等；而数字阅读派，他们的标签是：低下的文化品位、浅阅读、差的阅读体验等等。

从这些标签上，我们看到了隔膜。两个阵营争议的持续不止跟对话方式有关，实际上，争议发生在不同的理性框架下。纸本阅读派的一方，他们立于文化与历史理性，尽管他们会下意识地不去正视阅读方式变迁本身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而只是强调即将面临的文化丢失；而数字阅读派的一方，他们更多地关注技术带来的新体验和快感，关注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或许，他们的确不愿意踌躇于文化的复杂性之中，甚至把不得不丢失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必然。 正是由于双方的理性框架的不同，造成了一个现象，当争议发生的时候，沟通和相互理解远远少于相互埋怨和不屑。

在两个对立派的争议中，我在心里偏袒数字阅读一方，因为，纸本阅读派赋予数字阅读派的那些标签实在是让人难以信服。比如，认定数字阅读是浅阅读（leon老师认为深阅读浅阅读是伪命题），浅阅读的下位标签则是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没法接受。因为从个人的体验来看，我也有拿着纸本书快速、跳跃地阅读的时候，而所谓碎片化阅读，很多时候可能是由于时间的碎片化造成的。另一方面，我个人所获得的很多知识、愉快的阅读经历，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电子文本，我发誓，那些内容没有因为是数字化的就变了味。

直到昨天，我看到一篇数字化的文章（哈哈）：Resisting the Kindle(链接) ,我感觉自己被某种东西打动了，leon和keven两位老师认为这么旧的文章你干嘛那么激动，是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但文章的情绪很好，在BS数字阅读的时候没有那么无厘头。联想到看到的其他人的类似观点，我发现，坚守纸本阅读，BS数字阅读的人，通常从两个层面来形成他们的观点，一个是个人的阅读体验，另一个是社会的文化传承。

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开始了例行的下午茶时间。我每天下午很讲究地喝茶，用很装B的茶具，还常常变换着茶叶的品种。当小小的茶杯被我握在手心里的时候，当茶叶的馨香弥漫在口鼻之间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对纸本书无比眷恋的人们。

Leon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们读书，读的什么？在昨天之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读内容”。就是这个读内容，其实构成了我个人对争议的基本立场，既然是读内容，纸本书和电子书，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喝茶，喝的是什么？茶？如果是茶，盛在什么容器里，不都是茶吗？比如装在纸杯里？装在塑料瓶里面的各种茶水也不都是让你补充了水分吗？

我有一套佛山的朋友赠送的茶具，茶盘是一片荷叶——翠绿欲滴的荷叶，茶托是一枚枚细小的树叶，也是翠绿欲滴的模样，托在托碟上的茶杯，就是绿叶上的一滴水珠。我每次用这套茶具喝茶，都喝出浓浓的绿意来，很享受。

我有一个朋友，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去台湾旅游，带回几样僧人手工制作的茶杯，我看着她手捧那些别样的茶杯，我知道，姐喝的是一种滋味，一种意境。

那是由茶、水、温度、杯具、姿态、心境等等构造的一种那啥，好吧，这个世界就是有这样一些装模作样的人，因为这样的装，使人组成的世界多了一种状态，人因而变得——绷住了，少了一些本能的粗鄙。

曾经看到过一个老外从阅读体验的角度看纸本阅读和数字阅读，他很强调纸页的质感，他认为这是阅读的一部分。

如果我能理解喝茶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就不能去理解他们对纸本书的狂热和眷恋呢？

这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双方太多的对立，是造成争论不休的原因。试图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给对方贴标签，或许讨论的程度就不一样了。

除了阅读体验，另一个层面就是社会的文化层面，这个问题太复杂，其实我还没有想透。我想，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如果将来纸本书真的退出历史舞台，的确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不仅仅是那一本一本的书，而是一种文化，那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东东。

但我会很迷茫，因为keven和leon都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只做加法，必要的减法还是要做滴。真的吗？

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就是纸本书和纸本阅读不是依赖于保护就能坚守地盘的，没有力量可以退却数字浪潮的冲击。

保护，不能保住地盘，所有的对数字阅读的诋毁、不屑，都像遗老遗少的酸腐一般让人心生同情，同时也会觉得可笑。但是，保护是必要的，只不过保护的是一种文化而非地盘。

如果看不到出版形态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当革命真的到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杯具。与其这样，还不如想想，应该形成怎样的商业模式来给纸本书留下一片生存的空间。这，比哀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有意义得多。

最后，我想傻傻地提一个问题，纸本派BS数字派木有文化，想想纸本阅读文化的产生背景吧，既然如此，难道将来就不能形成数字文化？

便于管理成为图书馆人心中最高的境界，便于管理也是合法性解释的万能钥匙。

当乞丐进来以后，总会有人不爽，其实图书馆人也不爽……说实话，如果让我跟乞丐并肩而坐看书读报，我可能也会受不了某种味道而走开。 所以必须把乞丐挡在门外。如果我作为读者对乞丐入馆感觉不爽，我会自觉地走开，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应该为我个人的不爽埋单，我只能自己埋单。 图书馆人不能走开，也不能公开说自己怎么不爽，只能说“为了更好地……”。当褚树青“用乞丐也有阅读的权”的回答颠覆了“为了更好地”的魔句时，全社会一片欢呼，而在欢呼声夹杂的反对声中，最多的恰恰来自图书馆职业！

三岁以下的低幼儿入馆无疑带来了太多的麻烦，这种麻烦超出了你的想象，比如小孩尿尿了、哭了、打架了、摔跤了，或者玩得太high了就把书给撕坏了。。。。曾听浙江某公共图书馆的馆长说，该馆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富二代mm，她们在家有保姆伺候，开着豪车来上班，但在少儿阅览室她们不得不当孩子王，不得不拿着拖把把地上的便便清理干净。。。。如果图书馆不愿意面对这些麻烦，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以“为了更好地……”为由而禁止X岁以下的孩子入内。。。在白岩松走进波士顿图书馆的那一期节目里，当我看着那个躺在地毯上的婴儿跟着其他孩子做游戏的节奏手舞足蹈的镜头时，打心眼里感动。。。那个孩子，从它用那双清亮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开始，它就知道了，图书馆是它可以进来的地方，是像家一样平常、温馨且有趣的地方。可惜，在咱国，相当一部分公共图书馆因为“为了更好地”的种种理由而掐掉了培养孩子图书馆意识、阅读习惯的最佳启蒙机会。

凭证入内的理由也是“为了更好地”，而且这个“更好地”的理由更冠冕堂皇——是图书馆为读者着想，一丝一毫一己之念都木有！其实这个背后真正的理由还是为了管理的方便。读者统计和需求统计的确需要做，做的方式不止一种，但按借阅证、阅览证统计是最省事的一种。图书馆人在方便自己还是方便读者的矛盾中选择了自己，然后赋予一个天经地义的合法性——为了更好地。。。。

我苦思冥想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图书馆管理好而不是让读者用好，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看了国外公共图书馆的办证方式——哪怕是你只提交了一张水电费交款单据，看了他们不排斥不放弃任何人——不管是三岁以下还是衣衫褴褛，看了他们的自由穿行——哪怕你是一个拖着大大的行李箱的旅行者，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他们为了让人们走进图书馆，不惜“不择手段”。

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用利用率来证明图书馆的价值，不然图书馆就得关门，或者经费削减。

把图书馆、图书馆员和读者绑在一起的，是利益。以利益为驱动，这样才能对门槛进行强拆。

（待续）

曾经，这个门槛很政治，比如能不能走得进去要看政治背景，即要具有“人民”这一身份。如果你不幸是“地富反坏右”，对不起，你是没有资格使用公共图书馆的。

后来，这个门槛很等级，要具备某种等级身份，比如，中级以上职称、科级以上职务云云。

再后来，这个门槛很铜臭，你得花钱才走得进。

近几年，这些门槛，不能说一夜之间轰然坍塌，但它们的确在慢慢地消失。

随着这些门槛的消失，公共图书馆职业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开始建立“公共图书馆不应该有门槛”的职业理念。只是，这个理念的普遍建立还有待时日。。。

门槛，是一个很怪异的东西，人，对于设置门槛是会上瘾的。门槛的作用，就是把某些对象挡在外面。当你把部分那啥挡在门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轻松感，因为，你少了一些麻烦。

所以，设置门槛，要害是要让门槛合法。于是，或许很多图书馆认为，所有不合法的门槛我都取消了，剩下的，都是合法的，由此可以说，我们已经零门槛。

只是，这个“法“，不是公法，是图书馆自定的“法”，比如，不准衣冠不整者入内；不准X周岁以下的儿童入内；无证者不能入内；不能带包入内。。。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门槛是我臆想出来的，不，它们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几乎每一个门槛，我都在最近不远亲历过。。。。

每当我遭遇这些门槛时，我都能听到合法的解释。是啊，剩下来的这些门槛，因为合法，所以无比的坚硬，坚硬到让你深深地无力、无助、无奈。。。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要拆掉这些门槛，会遭遇怎样的阻力。。。

拆掉对衣冠不整者设置的门槛？褚树青让不少图书馆人郁闷，有人甚至因为郁闷而到天涯上去发泄，责问褚树青馆长为什么不到前台来接待乞丐。还有人在本博客和竹帛斋博客留言，要求教授们亲自到一线来示范。。。总而言之，拆掉这道门槛，的确让部分图书馆人不爽。。。我就不理解了，居然可以以个人的好恶和意愿来对职业的价值标准进行否定，还那么理直气壮。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做还是不做不是由个人的意愿来决定的？当初医院设立检验室的时候，那些检验师也敢理直气壮地反对为病人检验大小便？

拆掉年龄这道门槛？很多图书馆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惊呼：图书馆是读书的地方呀，低幼儿。。。怎么能让他们进入图书馆呢？还有人说，让这部分孩子进来，那不是把图书馆当成幼儿园了吗？是啊，拆掉这道门槛，也让部分图书馆人不爽。好吧，我承认，面对这些低龄的孩子，的确麻烦多多。。。但是，我们还是得面对那个问题——到底是以个人的意愿还是职业价值观来决定事情做还是不做？

拆掉凭证入内这道门槛？很多图书馆人把这道门槛的合法性论证得义正词严。貌似最大的合法性是：便于统计。是，持证入内便于统计，便于对读者进行需求分析等等，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呵呵，很好的理由，这一次，终于不是个人意愿来决定事情的做法了。

（待续）

为什么涅？真的没理由哈。

原来，我被开花mm专家了。

她之前为《幼儿教育》写过卷首，里面，我成为指点她的专家。

指出开花mm文中的两个小错误：1. 鄙系的全称是“信息资源管理系”；2. 温州少儿图书馆的绘本阅读活动，当时让我点评的他们用于活动的绘本不是自制的，是《我们的妈妈在哪里》，属于大师级的名作。我向开花mm介绍过自制绘本，那是广州图书馆少儿部的品牌活动项目。

写篇卷首，的确是小菜一碟，所以就允诺了，成文了。过一段时间再放到博客上来。

现在而今眼目下国人的职业选择我就不赘述了，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在我家毛毛考上大学以后，我给他的建议是：你不适合在政府工作。。。很显然，我是一个很反动的妈妈。 

我对政府公务员这个职业的不感冒来自一个典型案例。几年前，我接触了一个中央政府的处级官员，打了不少交道，彼此很友好。但是，当我得知他毕业于国内最NB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后，我震惊了。。。要知道，当年计算机最热门的时候，能够考上这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那得是省一级高考状元的水平啊。而今，他做着一个小文员的工作，虽然是处级级别。。。。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公文，在领导面前鞍前马后地张罗，说着小心翼翼且刻板的政治正确的官话。。。

我对自己的庆幸是：幸好我不在政府工作。。。

那么，什么职业是好的呢？

我也很困惑，找不到答案。

——我不知道在人生的幸福指数中，职业这个指标的的权重有多大？

——我不知道当人们对同一个职业的感受全然不同时，到底是职业的问题还是个人境况的问题？

——我不知道不同职业之间幸福感的差异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来筛选一下具体的职业吧。

做企业是不是好的职业？

我的学生中，有在世界顶级NB企业工作的，但她告诉我，幸福指数很低，早晚会离开，因为她无法获得归属感。当我得知这一点的时候，感觉很受打击，因为我一直以她为骄傲。

一位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香港一家传媒公司，收入不菲。但她说，这种企业，只需要你埋头做事，除了每个月到手的工资，除了单调的作息时间，生活真的很无趣，她打算获得一些职业经历后尽快离开香港回到北京。

好吧，现在来看看媒体。

大学里新闻这个专业至今还在热门着，尽管就业已经很难。对于这个职业，我从来是远远地打望着，缺乏真实的了解。我订阅的博客和关注的微博，相当多都是媒体人，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文字和思想都给人极大的阅读快感。但是，杭图的王开华mm从报社调进杭图以后，我也很震惊，为此还专门非正式采访过她。得知，记者这个职业其实也很乏味的，每天写着那些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重复且地雷很多，单调而又小心翼翼。。。我让她比较报社和图书馆，她坦陈，对图书馆的好感是来了以后逐渐产生的，现在越来越稀饭。

那么，有木有人在职业中幸福着？当然有吧。

比如著名的洪晃，我看她的博客，都是很喜庆的情绪，她似乎也算媒体人。还有“不许联想”也算著名媒体人吧，怎么看都不是一个被职业郁闷着的人。还比如，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我经常看她的博客，她很忙，打扮很妖艳，文字很雅致，怎么看也是幸福溢于言表的状态。还有我的几位研究生，她们在不同地方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工作，她们每次来看我，我都很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满足的状态。还有我的妹妹，她经营着自己小小的公司，充实而繁忙地过着每一天，然后用自己赚来的钱地买这买那臭美。。。。

我有时会很恍惚地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状态。。。这，对吗？

书社会有几位年轻人，我非常稀饭他们。这种稀饭，带着相当多的欣赏甚至崇拜。他们都是小小的图书馆员，很草根，但他们很有才，文字很漂亮，喜欢玩技术，都有做学术研究的功底。最近，他们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写了自己对这个职业的感受。这些文字都很朴实，但朴实中不乏深刻，我被打动得相当厉害。

我按发文顺序来介绍他们的职业感悟。

第一位——图有虚名。我们叫他钱老板，因为他是书社会的CTO。一个玩技术的人，他对职业的关注其实远远超过技术本身，这些关注给了他一种看待职业的视角——既不狭隘也不膨胀。我对他的感觉是，一个人能够很有分寸地看待很多事务，不仅仅跟知识有关，还跟文化有关。

（关于职业）说几句吧

Tsingove

不知道是教育问题，还是阅历问题，还是阅读问题。国人似乎特别喜欢经世救国，悲悯他人，单位里有大龄未嫁的，都要操心得不得了，好像不结婚的就是不正常。全然不顾人家也许没老公，但是有男友，兴许还幸福过结婚人士的事实。

回到工作上，也是如此，从崇拜知识、崇拜权力到崇拜金钱，在评价他人的职业选择时，很少会考量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兴趣、性格还是机缘。只是一味的说，这个职业不好，不适合，甚至打上性格标签，男人干不得，女人干不得。

我觉得每个职业本身是无贵贱的，学科也一样。造成贵贱之分的，在于人心、在于错误的自我判断和他人评估。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做图书馆员不顺心，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个人性格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事实上，我很感恩这个学科和职业，使我可以在毕业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找到工作，可以有一个稳当的安生立命所在，可以让家中父老放心，不必担心我会有什么意外风险。

昨天看到微博上有人在转一条，说日本的清洁工工资很高，因为这个工作并不因为技术含量低就不重要，就可以被轻视。任何一个城市离开了清洁工，不出一天，任你再绅士，再贵族，也是浮云。我爱明师，因为她会在小区保安扫雪时，去给他们送鸡蛋吃，这就是对劳动的尊重。

有次闲谈中，我说了句：图书馆员是个平凡的职业。结果一个不是学专业的同志问了我一句：为什么要老是强调图书馆员是一个平凡的职业，到底什么才是不平凡。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想了很久才明白，自己纠结于平凡，那是因为自己没有放下所谓的雄心大志罢了。

感恩所拥有的和被赋予的，少一些怨天尤人，多扪心自问，也许就可以坦然面对生活了。

第二位——nalsi。这是认识不久的小朋友，准确地说，只是在网络上认识，在物理世界里，只知道他是北京一家图书馆的馆员，我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给我的感觉是很阳光，总是兴致勃勃地关注着业界和学界的动向，手头也很勤快，通过博客和微博向我们传递着信息。看了这篇文字我才知道他也是技术酒徒，我惊异于他文字的老道和对这个职业不卑不亢的立场。

关于图书馆的职业以及我的选择，或者，一个精神洁癖的自述

Nalsi

算是对于昨天到今天我所看到的一系列评论的看法。

一如以往，对于职业我是个悲观者，图书馆在新的世纪前途非常的不妙。但是，作为图书馆员，说出：“好男儿不应该安于呆在这么一个书库重地。和死气沉沉的书打交道，看管仓库那是没出息的”这样的话都是让人很upset（这个词不宜翻译成沮丧）的。（更不要说“图书馆员的职业，于女子最为相宜”这种只能反映一个人了无趣味的偏见之语）

关于我的职业选择：

选择图书馆这一行实在有太多偶然。

这个职业对我始终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和疑虑——未来、收入、就业……

但是，我相信：

1、这是我爱的职业：因为它承诺信息的免费自由的流动、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价值中立、并且可以帮助别人

2、即便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学图书馆也能学到许多很有用的信息技能，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是有很大用途的。（工作之前，我基本是个信息白痴）

我不否认我是个知识泛爱的人，我曾经、并且仍然会钟情于许多专业。如果有一天发现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也许会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我想我已经感激了这几年来所得到的一切（不管是所有认识的师友，以及学到的东西），我也将继续感谢我未来在这个领域可能得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改变我的生活，能让它变得更好。

第三位——游园，准确地说是游园惊梦。这是我一直很欣赏的一位小朋友，尽管最近他疏于写字，但以前，他的文字常常让我自卑。我一直知道他对这个职业的态度——稀饭，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他是一个文人气质多于技术禀赋的人，所以争论中站队的时候他常常站在技术的对立面，但这并不表明他排斥技术，我想我有足够的把握来理解他。我对他的崇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无论生活给他出多少难题，他都表现得很淡定，打球看球、看书看电影、还爱看非诚勿扰，他把生活当成乐子而不是负担。

关于职业的几句话

游园

我现在在一家很小的图书馆工作，全馆只有19人。每周，我都会做很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从新书推荐、电影赏析、日常借阅管理以及和学院其他单位的联系；更新微博，网站上发布新闻；不断思考着开发新的服务内容。每天我都在忙碌中度过。

经常有人问我，是的，确实是经常有人会问。“作为一个图书馆学的博士生，为何还继续在图书馆工作，而且是一个会让人轻视的小图书馆呢？”呃，这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每次，我都会这样回答，“我觉得选择一个职业，取得一份工作，如果从中我获得了乐趣、尊重和不算差的收入，我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求呢”。

我确实没有更高的奢求。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可以自由流动，可以更多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和我同龄的人，也许专业选择并非自由，但是职业选择上，我们已经成熟，可以自由选择了。而对于那些热爱图书馆职业并愿意为止奋斗一生的，这已经属于事业层次的高度了。虽未企及，但心向往。

很多年前，我和两个大学同学因为考研究生而搬到校外居住。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都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是我们的职业很不相同，一个在离我不远的广州的一家报社当高级编审，另一个则在内地的一个小城市的公司。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网上遇见，相聊甚欢。他们没有选择这个职业，过得很好；我没有离开这个职业，也过得安静充实。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一个职业都应得到尊重；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应该从中获得乐趣。上次看姜文的访谈，其中说到了《芙蓉镇》里的一个情节，一对患难的人在清扫大街的时候竟然跳起华尔兹，西方观众看到这一段总会响起掌声。我想这个掌声是献给那些苦难中仍然从苦难中找到生活的乐趣的人。在不正常的社会里，人犹如此，在一个可以作出更多选择的社会中，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选择中发现职业的乐趣、生活的乐趣呢？

我把图书馆作为我目前的职业，但我想在从事这一职业的时间里做得更好。当然这并不是全部，我只想说，在这即便有限的部分里，也要跳一曲属于自己的华尔兹。

对于这个漫长的立法过程，我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当然会关注它，但并不直接参与。间接的参与有两次，一次是参与立法支撑研究中的一个子课题，另一次是前年年会期间参加了一次草案拍砖会。

李国新教授是这部法律草案起草的核心人物之一，我在对阿博士拍砖的时候，没有直接提到国新的名字，只是提醒阿博士，参与立法的人有专家。我想，阿博士至少应该立马想到李国新，如果想到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低估李国新的智商，我想，阿博士应该想得到，最起码，李国新老师的智商不在阿博士之下。 

李国新是博导，想都能想到他会干些什么事情，比如让门下的博士硕士搜罗各国的图书馆法文本，这就是说，他们没有闭着眼睛瞎起草。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法律条文，这是一个问题。

确定对法律条文的基本预期应该很重要吧，如果高了，你凭什么高呢？如果低了，那你不是傻帽吗？要知道，法律不是尚方宝剑，它其实是各方社会关系协调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所以，法律其实只是一个底线。

如果某一边的人对法律失望，通常是因为一开始期望值太高，甚至把法律当成保护行业利益的尚方宝剑，当年日本的图书馆法出台后，被批评为“软法”，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阿博士第一块砖头砸向了“立法宗旨”：

第一条 （立法宗旨）

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点评]

“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并不是公共图书馆立法的宗旨，它只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公共图书馆立法的宗旨应该是提供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法律保障，也就是要使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公共图书馆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我看了这一条点评，立即知道阿博士对法律的认知是什么水平了，跟我差不多，连入门级都达不到吧。

未经证实，据说，文化部提交的第一稿的确就有阿博士点评中的那种意思，即保证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这句话，翻译成通俗语言就是“保护图书馆事业”。结果，国务院法制办问：为什么要保护图书馆事业？

是啊，为什么涅？当社会要动用并不宽裕的法律资源来保护谁的时候，一般来说，要嘛是濒危那啥，要嘛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要麻是弱势群体（如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顺便说一句，阿博士对弱势群体的理解似乎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有点文学化），法律不应该也不可能保护某一个行业。

貌似曾经也有这样的法律，比如某些NB行业法律法规，貌似一开始的立法宗旨就是保证该事业建设与发展之类，后被法律专家BS为“恶法”。

社会为什么要办公共图书馆？是为了保证你这个行业的人过得舒服一点还是为了保障公众的某项权利？

当年美国知识产权专家到中国来宣讲著作权法的立法理念，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者个人的权利，台下一干政府官员和出版界人士立马炸开了锅，他们的想法跟阿博士今天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只有国家的出版事业发展了，有法可依了，你作者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体现，结果，美国专家只好收起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从著作权法ABC开始讲起。

除了阿博士，相信其他人对“公共图书馆馆长应当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专业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这一条款也相当不满。实际上，在我参加的那次拍砖会上，这一条已经被拍过了，我个人也希望能够更明确一些。但是，当我看到公布的草案仍然保留了这一条，我想到的是，这是妥协的结果。

想想吧，如果没有这一条， 实际上整个法律条文就缺乏对馆长的任职要求。那么，为什么不更具体一些涅？别忘了，法律是妥协的结果，咱国图的馆长都说了，专业出身的人当不好正馆长。。。。

再说，这并不是实施细则呀。

Follaw最后对老槐的质疑貌似有问题，没有人反对阿博士对草案的质疑，只是，阿博士不是普通的看客，他的质疑首先得站得住，要达到专业话语的基本水准，我认为这是对阿博士的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