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峰会在北方召开，这就好比过年，总觉得不冷得嘴里哈出白雾，就映衬不出年夜饭热气腾腾的气氛。
昨天下午峰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天上开始飞舞雪花。南方人看到下雪不可能不欣喜一下，但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欣喜，就装着无所谓的样子。因为心里揣着一个“装”的感觉，所以峰会结束的时候也觉得很平常，就像平常结束一次上课，结束一天的工作，懒洋洋地收拾电脑和包包，走出会议室。
峰会已经有了固定的格式，本来格式保证了效率，因为事先设定的内容都经过了讨论并且有了落实。但这届峰会因为事先设定的内容不多，所以，固定格式的效率意义似乎并不大。
对总分馆议题的争议出乎我的意料，争议主要是两点，一是对“真正的总分馆”提法的质疑，二是对于良芝的建议方式的分歧，即有人不同意把真正的总分馆作为最佳建议提出去，反对者以陈力馆长和老槐为代表，多数人赞同。
我没有参与到激烈的争论中，因为当话语处于争执状态时，我通常拙于表达而无法顺利且有分量地从话语上去对抗。尤其是在老槐面前，无法对抗他的凌厉。
但我是赞同于良芝和邱冠华的。
老槐说，目的不是总分馆而是服务网络，这点我赞同。
从道理上说，建设服务网络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并非一定是总分馆，但我认为最佳方式的确是总分馆，而这个总分馆制，最好的选择，就是他们提出的真正的总分馆。
去年，我调研过杭州城区的社区图书馆及杭州市的乡镇村图书馆，上海的松江和嘉定的乡村图书馆，成都龙泉驿乡村图书馆，浙江嘉兴的总分馆模式，广东的深圳、东莞、佛山禅城的服务网络情况（重点是总分馆建设），看了多少个基层图书馆我自己已经数不过来，大多数情况在我心里沉淀的，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和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在没有看到于、邱的调研结果之前，我已经产生了对真正的总分馆的希望（尽管我没有这样称呼，也不能恰当地指称）。我曾经试图说服某地文化局分管副局长在该地区试验这样的模式，但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这不太可能，最大的障碍是，该级政府财政很难同意把一个地区的分馆全部揽入自己的盘子。
一个基层图书馆（比如乡镇馆和村级馆）的运行，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稳定的经费保障制度，除此之外，就是管理。在我打量过现存的形形色色的基层图书馆后，我发现他们非常脆弱，非常不稳定。我想必须让它们依附于一个母体，这是解决经费和规范管理的最佳道路。暑假对乡村图书馆的调研让我确立了这一判断，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杭州市政协的曾副主席，这也是我撰写调研报告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在报告里不可能提出具体模式，但我煞费苦心地提醒政府，要解决持续的经费保障和规范管理。于良芝风格的表达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基层政府有能力解决图书馆的经费问题”，这里所说的基层政府，主要是指街道、乡镇和村。总分馆模式除了能够保障分馆的经费，还能保障规范管理。只有总馆对分馆具有钱、物、人的控制权，总馆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专业意志去实施对分馆的管理。一个简单的例子，街道、乡镇、村政府，不再可能随便到图书馆来抽人，因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在他们那里拿工资。
嘉兴模式只能是准总分馆模式，我和李国新的确力挺嘉兴，但我心里明白，嘉兴模式是目前比较可能实现的模式，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最理想的模式，多级投入必然增加管理的复杂性，这意味增加管理成本，随着分馆数量的增加，总馆的管理工作量将惊人地增加，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长期运行的后果。
这是我在经历了一定量的基层图书馆调研后产生的看法，而于良芝和邱冠华，他们也是跑了东西南北，看了数不过来的基层图书馆后得出结论的。
来自实践界的声音值得注意，比如，我原以为嘉兴的章明丽馆长不会赞同于良芝，但不是，章馆对于良芝的观点十分赞同。
在深圳，我听到了两位区馆馆长——余子牛和张军营的呼吁：区政府应该把分馆的购书经费承担起来，他们的意图很明显！
还有最重要的一位——曲义华，他已经那样努力了并且实现了。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写于山东大学学人大厦
石家庄鲜花店:
云影:
图家小工:
西瓜:
珠水小渔:
冷凝管:
超平:
1111: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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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基层政府，主要是指街道、乡镇和村。”乡镇才有基层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委会（居委会）是村民（居民）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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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授研究的水准没有人怀疑，也就是说，她们的调研看到了目前总分馆制的几乎全部弊端。但是她的设计却是有缺陷的。即使于所说“真正的总分馆制”是最先进的（这点我不是不接受但我认为需要更多的证明，比如社会实验的证明。于不提真正总分制馆制的缺点不表明它没有缺点），我仍很难接受这么大一个国家中，只有禅城区的总分馆模式是我们发展图书馆服务网络时的唯一追求目标。作为给文化部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太极端、太欠周详。我觉得在于的课题基础上给文化部的建议，最合适的是：我国已经有多少种总分馆制，分析各种总分馆制的优点与缺点，提出适合推广的环境与条件。还有，需要提出暂不适合或永不适合发展总分馆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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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李老师怎么是“拙于表达”？名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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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政府；你说的我知道，但那样准确地描述政府机构，在博文里太繁复，反正在老百姓心中，那些，都是政府。对于街道、社区、村这些级别的图书馆而言，都是相应的‘政府”出钱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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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于教授的研究和真学者风范，支持老槐的“线路图”。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中，要想实现于教授的最终设计，必须按老槐的“线路图”走。只有先做起来，才有可能逐步达到理想境界。如果连苏州、嘉兴目前做的总分馆都不行，那就等于中国的总分馆没法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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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总是站在高高的山顶，向往更美好的风光，但是山脚是什么样的景色，却未必知晓！ 所谓“对于街道、社区、村这些级别的图书馆而言，都是相应的‘政府’出钱办的 ”，关键是“政府”愿不愿意出这笔钱，这笔钱出了之后能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这些街道、社区、村里面，有多少人会去利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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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最好的总分馆模式，否则在设计总分馆的建设方案时就会失去方向，苏州、嘉兴的做法或者模式之所以还比较成功，就是设计时就十分清楚真正的总分馆是什么。至少本人清楚地知道，从体制角度而言，嘉兴的做法比苏州的要好，禅城区的做法比嘉兴的更有利，所以苏州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尽量向这个方向去靠，向政府作示范，以便今后能够方便地转换。其实在这方面，国外已经有许多现成经验，国内的教训也不少，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于构建模式是否能够保证总分馆持续地发展，体制能否解决图书馆服务全覆盖的问题。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总分馆是最重要部分，也是最有效、最能解决全覆盖问题的做法，而且需要政府制度的支撑；而区域性服务网络是一种图书馆行业内部联盟，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通过图书馆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实现，可以说是行业内部的事情。如果说要向政府提出建议，当然是要建议政府解决体制上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行业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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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超平老师把屈义华同志的姓氏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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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馆制探索在实践上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是苏州、嘉兴或禅城都难以称之为彻底的总分馆制，苏州在组织结构与产权关系上的突破应该算是近年来最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件事，但其足以自傲的扁平结构恰恰又是制约未来发展的一大瓶颈。愚意以为不如把以上几种模式统称为总分馆的初级形式，其最终形态应为新加坡与香港式的总分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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