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广东图书馆之旅的收获之一是对余子牛们把公共图书馆办到企业去有了感性的认识。
基本模式
企业承担场地和基本设施(书架、桌椅等)及日常管理费用(水电及人工),区政府承担书刊资源及部分设施(如电脑)以及每年的购书经费。管理人员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全部人员由总馆派出,比如禅城的张槎图书馆;第二种是由总馆派分馆馆长,企业另配管理人员如同富裕外来工图书馆;第三种是全部管理人员由企业安排,如联创图书馆。资源方面,总分馆之间都是一卡通,通借通还。
所以邓小平说要解放思想
把公共财政的钱投到工业区/企业的图书馆,这很容易让人产生疑虑,尤其是那些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这更难让人接受,甚至会产生混乱。
还有,这不意味着企业放弃了它该承担的责任吗?
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呢?
那些工人,不也是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吗?财政收入里面不也有他们的贡献吗?
屈义华馆长、余子牛馆长和张军营馆长都看好工业区/企业分馆,都认为比街道分馆或社区服务点意义更大,因为这些图书馆发挥的作用的确更大。我有同感,看到工业区/企业分馆里那些年轻的面孔,我觉得温暖,有一种由衷的欣慰。
还有,企业与学校不一样,尤其是民营企业,没有制度上规定必须拥有一个什么规模的图书馆,我估计也很难产生这样的制度。企业员工的文化生活是一个事实上的真空地带。
对于名称,犯不着上纲上线
有些图书馆取名“外来工图书馆”,这引起了一些非议。我说,如果名称上变换一下,也许更好,比如禅城的工业区分馆就叫张槎图书馆(张槎是一个地名)。但现在叫“外来工图书馆”的,也没有恶到哪里去。
看看每年春运期间的新闻联播,返乡民工、民工讨薪、民工潮、外来务工者等等不绝于耳,我不相信使用这些词汇的人心里都在优越着自己的身份,我也不相信那些民工兄弟姐妹们都那么敏感着这些称谓。
“外来工图书馆”就办在工业区的中心位置,那里居住着几万在企业打工的人。我猜余子牛他们的初衷不外乎是想用一种更直接方式告知: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请进吧。
这个工业区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偏的地方,没有人刻意要在谁和谁之间画上一道界限。


我为余子牛们的感动着
余子牛、张军营、屈义华,我知道他们都在做这件事,其他也许还有地方也在做,我这次没能做到完全调研,我的重点是看模式而不是摸底。
余子牛为这些外来的民工们真可谓是煞费苦心。民工集中的地方且工业区或企业积极性高的,就鼓动区政府出钱办分馆;不具备条件办分馆的,余子牛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集体外借,即由企业到区馆来办理集体外借证,一张证收取押金1000元,一次可借500—1000本书,借期3个月。如果企业员工多,一个外借证所借的书不够用,可以办2个、3个、更多的外借证。总馆对办理外借证的企业只有三个很基本的要求:正式注册的企业、有专门的房间存放图书、有专人管理。
余子牛正在筹办民工子女学校图书馆,之前,他们已陆陆续续地到那些学校去开展各种活动,比如小学生查字典比赛,优胜者奖励一本字典。
做真正的分馆
分馆不仅共享总馆的资源,也共享总馆的活动,比如讲座,不能现场报告式讲座的,就放映讲座录像。有些讲座是专门针对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比如互联网应用等。

上左图:女工保健知识讲座 右上图:定期放映电影,极受欢迎
顺便敏感地问一下,“女工”的称谓是不是就是以男人的身份优越感对女性的蔑视?
余子牛在一份材料里写到:
每个人
都可以
为需要帮助的人
做点什么
关键是 怎么做
让我们一起
去尝试
去努力



沙发。
打开这个体制有难度,但一旦要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不得不为图书馆人翘起大拇指!!!